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们对西昌历史的了解停留在距今两千年前，因为在有据可依的文献里，西昌模糊的样貌最早出现在汉代，那时它叫“邛都县”。它的诞生，始于大汉王朝对西南疆域的开拓，以及郡县制的推行。
西汉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，汉武帝设置越嶲郡（今凉山），下辖十五个县，郡治邛都（今西昌）。此后不久，在司马相如的主持和带领下，“蜀身毒”道成功开通，这条远达印度的商贸之路给西昌带来了文化和经济的繁荣，也让西昌的文化进程发生了跳跃式的变化。
汉代以前，西昌的出土文物多以石器和陶器为主，少有青铜器的身影。而汉代以后，尤其是东汉末年，安宁河流域发现了丰富的汉代遗存，且在西昌及周边发掘的诸多汉墓中，铜器变得常见，其中不乏一些精品文物。
但凡“文物”，在古时候，多数都曾经是人们生活中的日常用品，其功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自己的位置。而在现代人眼中，“文物”之所以充满无限神秘，无非是它们穿越岁月的长河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身上已然被镌刻下了它所处时代的印迹。
在汉代，铜器仍然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，为何它们在汉代以后开始集中出现？且西昌周边出土的铜器为何大多都是生活用具？如此多的铜器出土是否又与邛都产铜有所关联？或许这期《凉山宝藏》所要讲述的文物——双鱼纹铜洗，能为我们揭开这诸多疑云。
铜洗就是高档洗脸盆，为汉代上层社会人士专用
初见鱼纹铜洗，我脱口而出：“这不就是一个洗脸盆吗？”“对啊，它就是一个洗脸盆，但却不是普通的洗脸盆，差不多算是洗脸盆的‘老祖宗’了，并且不是人人都可拥有。”凉山州博物馆工作人员贾丽笑着说。
“以铜作镜，可以正衣冠。”在铜镜产生以前的岁月里，古人常在一种叫做“铜鉴”的盆子里盛上水用来照影，因而后世也把铜镜称为“铜鉴”。铜鉴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，发展到汉代时改名为“铜洗”，并有了新的用途。顾名思义，“洗”就是盛水用作盥洗的器具，从功能和外形上来看，和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洗脸盆差不多。
现代社会，不管有钱没钱，洗脸用的都是质地差不多的脸盆，可在汉代，不同等级的人，洗脸所使用的用具其材质却大不一样。
铜洗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，在汉代最为流行。因为在汉代，铜器仍然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，所以铜洗只能是汉代上流社会的人，才有资格使用，普通老百姓一般只用得起木洗、陶洗。
铜洗一般为圆形、敞口、鼓腹、平底，腹部外壁有对称的铺首衔环一对，便于使用时提携。铜洗的内底部大多铸有花纹图案，花纹大多为鱼纹、鱼鹭纹或羊纹，有着富贵有余、洁白如鹭、吉祥如意的寓意。有的铜洗中央还铸有铭文，铭文的内容有吉祥语、铸造的年代等，其中铭文内容为产地的较为少见，因此也弥足珍贵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在西昌马道的杨家山一号墓中曾经出土过三件铜洗，三者竟呈现出彼此不同的式样。
其中一件为“鱼纹铜洗”，该铜洗为敞口、方唇、宽沿，弧腹较浅，浅圈足。口径32、圈足径巧6、高5.6厘米。腹部有对称的铺首，底部有等距离的三枚乳丁，内底饰阳线鱼纹。在全国范围内出土的铜洗中，双鱼纹铜洗居多，而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这件“鱼纹铜洗”却为“单鱼纹”，且无铭文标注，让它充满了神秘色彩。
另一件为“凤鸟纹铜洗”，该铜洗为敞口、方唇、宽沿略斜，深弧腹，平底。口径34、腹径31.2、底径16.6、高17厘米。腹上部和中部各饰两周凸弦纹，腹部有对称的铺首，内底饰有浅阳线凤鸟图。
第三件则为敞口、方唇、斜宽沿，折腹较浅，平底，腹部有对称的两个圆形鼻钮。口径23.9、底径10.6、高5厘米。
就目前发现的铜洗资料来看，无论是出自墓葬、窖穴或是传世品，形制大小多较接近，实物资料反映，这类铜洗是实用器而非明器（注：明器即随葬品）,原本应该是活人使用的一类生活器物。
杨家山一号墓为东汉时期砖室墓，不仅出土了摇钱树、五株钱叠铸铸件等稀罕物件，还发现了洗、壶、篡、颤、釜、盔、案、耳杯等生活用具94件，其中以铜器数量最多，多达57件，陶器次之，还有少量铁器、金饰和铜钱。
而实用铜洗就有三件，可见墓主人非富即贵，家世显赫，生前过着十分讲究的生活，否则，也用不起如此之多代表身份和地位的铜制物品。
邛都南山出铜，两千年前就有“邛都制造”
无独有偶。早在1992年8月，西昌市东郊，邛海北岸凉山电视台基建工地挖出一组汉代青铜器，经西昌市文管所现场勘察和清理，确认这是一处汉代窖穴，附近汉晋砖室墓密聚，其东2公里多外有一大型汉代聚落遗址——大坟堆汉代遗址。窖穴距地表深1米许，窖穴外形已被民工挖坏，穴中集中埋有东汉青铜器三件，其中一件为“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”。
该铜洗为侈口，宽沿，深腹，平底，腹外腰部饰四道凸弦纹，有对称铺首两个。洗内壁底部阳铸“永和元年李造作工”八字铭文。铭文有边框，字体篆书，竖行。铭文两侧对称各阳铸一鱼纹，两鱼大小一样，左鱼体态瘦削，右鱼肥大，似有雌雄之分。双鱼头皆朝上，尾展开，身披鳞，张口吐气，两翼有水波，作游动状。该洗口径36、口沿宽3.3、底径19.5、通高19.5厘米，比杨家山一号墓出土的最大一个铜洗还要大。其做工精良，光洁度好，纹饰优美，可称为汉代铜器中之珍品。
目前，我国已知的东汉铭文双鱼纹铜洗中，大都出自朱提县和堂狼县(今云南昭通、会泽一带)。朱提、堂狼洗的铭文有自己的显著特点，只铸纪年和产地，诸如：“建初元年堂狼造”“建初四年朱提作”“延平元年朱提造工”等，无一例铸有造作人姓氏的。但西昌东郊出土的“永和元年李造作工”铭文双鱼洗却在纪年和造作人姓氏之后缀一“工”字，而没有产地，这在大渡河以南以及云贵高原的“西南夷”地区尚属首见。“永和元年”为东汉顺帝刘保的纪年，即公元136年，可见此铜洗的独特与珍贵。
朱提县地处川滇黔交界处，是汉武帝时所置，它北通巴蜀，南接滇越，东濒夜郎，西邻邛都，是巴蜀文化、夜郎文化、滇文化的交汇激荡之区。朱提多出产银、铜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有载：“朱提，山出银”；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亦载：“朱提，山出银、铜”。可见在两汉时,朱提就是重要的银、铜产地，因其铜矿蕴藏丰富，为朱提青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资源上的保障。
朱提青铜器中，确有年代可考的、最早的当数“建初元年朱提堂狼造”铜洗。“建初”为东汉章帝刘超的年号，“建初元年”即公元76年；最晚的为罗振玉《贞松堂集古遗文》卷十四，容庚《汉金文录》卷五著录的双鹭花纹的“建宁四年堂狼造”洗。“建宁”为东汉灵帝刘宏年号，“建宁四年”即公元171年。朱提青铜器的代表器物铜洗，绝大部分产生于公元76年至公元171年的近百年时间内。
朱提西邻邛都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有载：“邛都，南山出铜”。所谓南山，只是宽泛地囊括了邛都以南的山脉，据考证，是指今天的螺髻山一带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物普查中，果然在西昌南部山丘的黄联关、黄水等地发现大型汉代冶铜遗址多处，印证了史料记载。其中，黄联关镇东坪村汉代冶铜遗址面积就达18万平方米，暴露于地表的冶铜、铸铜、烧炭、铸币等炉基多达数十个。足见在汉代，邛都县的冶铜、铸铜业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。
“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”虽然产地不明，但其铭文的特征既有别于朱提、堂狼，纹饰又不具备“东汉蜀郡(铜洗)底部多饰凤、羊等图象”的风格，所以不排除“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”就是“邛都制造”的可能。加之，这件“永和元年铭文双鱼洗”的鱼纹造形、艺术手法等，又与云南昭通文管所收藏的“阳嘉二年邛都造”铭文双鱼洗基本相同，尤其是鱼鳞、鱼尾、水波等夸张技法、线条风格，几乎是出自同一工匠之手。由此可以猜测，当时“邛都制造”已经颇具规模，所产青铜制品除供本地使用外，还销往了其他地区。
值得特别一提的是，在凉山州博物馆的库房里，还有一件保存完整的双鱼纹铜洗，其内底部铸有篆书的“永建二年邛都造作”铭文，“永建”是东汉皇帝汉顺帝刘保的第一个年号，“永建二年”即公元127年。这就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，早在近一千九百年前，西昌一带已经与朱提、堂狼一样，开始生产铜洗。
由于东汉时期的越嶲郡与朱提郡（东汉建安十九年，即公元214年改县为郡，下辖朱提、堂狼等五县）山水相连，两地之间的经济、文化交流非常频繁，朱提、堂狼的铭文双鱼洗闻名于世，而邛都也是重要的产地之一，其历史、艺术和科学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。
同时，古代的西昌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，一直是“南方丝绸之路”上的重镇，“南方丝绸之路”的开通和发展，也提高了沿线地区的经济、贸易、文化及手工业发展，“邛都铜洗”就是实实在在的明证。
鱼纹图案寓意吉祥，铜洗或为婚嫁器物
铜洗使用鱼纹图案，是否有着特殊的含义呢？如果有，它又有什么样的实在含义呢？
从考古资料中不难发现，以鱼纹图案作为器物装饰纹样的现象，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即发现大量鱼纹图案。之后，商周时期的墓葬中也常常发现不同质料的鱼形饰品，有的铜器上还发现有鱼纹图案或“鱼”字铭文铸刻。这些纹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鱼猎生活，部分鱼纹装饰图案还与个别部族的族徽有关。
鱼纹图案在汉晋时期不仅是铜洗这类器物的主要纹饰，甚至可以说是铜洗的专用纹饰。南北朝偶见鱼纹铜洗，及唐宋以来流行于瓷洗、铜镜之上的双鱼纹,也是这类汉晋铜洗装饰纹样风习的流传或演变。从秦汉至明清，鱼纹图案几乎出现在所有门类的艺术品上，而且形式多样、变化多端，其吉祥内涵之丰富，在传统纹样中是独一无二的。
在古人的婚姻观里，传宗接代是婚姻的唯一目的，这在我国古代的礼俗中，表现得非常清楚。所以在古代，把一个人比作鱼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，而在青年男女间，若称对方为鱼，那就等于是在说“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！”因此，汉以后鱼纹就和“吉祥”正式挂上了钩，饰有鱼纹图案的铜洗，极有可能就是婚嫁用品。
汉晋时期的历史资料显示，这一时期婚嫁之风甚尚侈靡。《潜夫论·浮侈篇》云：“富贵嫁娶，车轶各十，骑奴侍憧，夹毅节引，富者竞欲相过，贫者耻不逮及”。
关于铜洗可能为婚嫁用品的说法，除了寓意丰富的装饰纹样所反映的含义外，还可以从这类器物的形制演变、用途、铭文及民俗资料等方面加以佐证。
铜洗原为婚嫁器物，在民俗学资料中也有所反映。上世纪四、五十年代，今山东大部分地区，在女子出嫁陪嫁品中，无论陪嫁品数量多寡，一件铜盆是必不可少的。因为鱼富有爱情与婚配之意，所以，鱼纹铜洗一类器物或许成为婚嫁专用物品，且一直延用到现在。
凉山早期青铜器，兼具滇文化和蜀文化特征
鱼纹铜洗穿越千年，为我们展现了古人精湛的青铜器制作技艺。让我们来看看凉山的青铜器和青铜文化的发展。
我国的青铜文化形成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，经夏、商、西周和春秋，约达十五世纪之长。春秋进入铁器时代后，青铜铸造业亦有新的发展，主要由礼器、兵器和生产工具向日常生活用具发展。
据目前所知，凉山地区的青铜器除西周早期发现极少数量后，年代较早的集中出现在战国至东汉时期，出土青铜器的种类归结为兵器、宗教法器、礼器乐器、生活用具和货币等。
西汉时，凉山、西昌虽已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，但由于本地部族势力强大，如活动于安宁河流域的“邛人”，以及活动于盐源及周边的“笮人”，所以出土器物仍保持着本地的特色。
先看“邛人”部落。西汉末年，西汉朝廷任命枚根为越嶲郡太守，郡治设于邛都县，原是“邛人”部落的聚居地。公元24年，“邛人”部落的首领任贵杀死西汉任命的越嶲郡太守枚根，自立为“邛谷王”，管理越嶲郡的各项政务。公元25年，公孙述踞蜀称帝，建立“成国”，因蜀地肥沃富饶，兵力精强，“西南夷”中的邛、笮等部族纷纷进献，投靠公孙述，任贵也以越嶲郡归附，成为成国附庸。
公元35年，东汉光武帝刘秀派遣征南将军岑彭征讨成蜀，任贵遣使迎降，成为东汉地方大臣；公元38年，任贵遣使上缴越嶲郡三年的计书（内容为郡国一年的租赋﹑刑狱﹑选举等情况），东汉光武帝刘秀授予任贵越嶲郡太守的印绶。
公元43年9月，因不堪东汉朝廷对西南边境的开发，以及地方官员对百姓的盘剥，“西南夷”众多部族联合起兵，反抗中央王朝。战争波及益州郡（今云南）、越嶲郡，东汉朝廷征调广汉、犍为、蜀郡和朱提兵万余人，派遣“武威将军”刘尚率军前往镇压。刘尚部队从邛都县渡泸水（今金沙江）进入益州郡，其间，越嶲郡太守、“邛谷王”任贵唯恐对自己不利，随即密谋毒杀刘尚。同年底，刘尚先发制人攻取邛都县，诛杀任贵，并将其家眷全数迁往成都以绝后患。残余的部族分散迁移至大凉山腹地，“邛人”部落由此遭遇重创，逐渐削弱并在史册上销声匿迹。
“笮人”部落也是一样。战国至西汉时期，“笮人”掌握着盐源境内的盐铁、丹砂等珍贵资源，发展成为一只强大、尚武的民族。“笮人”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，并成为了滇、蜀两地纷纷觊觎，或者是竞相讨好的部族。在盐源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，不乏见到滇文化与蜀文化的元素。然而，“笮人”也在东汉时期，离奇地消失了，原因至今为谜。
随后，汉代移民大量迁入越嶲，分散在“南方丝绸之路”沿途，也带来了大量带有成都平原、蜀中色彩的器物，大量的青铜生活用具随即出现。因此，在凉山境内出土的各类青铜器中，除了有自身的民族特色外，更有与其他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，特别与蜀文化和滇文化之间的交流最频繁。
同时，由于南丝路的商贸繁荣，带来了大量的货币需求，西昌境内还出现了官方铸币工场。在与滇、蜀的往来通商中，邛都一带的经济、文化与民间手工业均逐步发达起来。